高伟云(Jeroen de Kloet)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介研究系教授,同时任职于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中心(Amsterdam Center for Cultural Analysis)。他的学术路径颇具跨学科色彩:从林学起步,辗转进入传播学与人类学领域,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,他便开始研究中国摇滚乐,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近日,“世界汉学与中国学国际人才实验班”的中外同学有幸邀请高伟云教授进行访谈,一同走进这场兼具学术哲思与学者情怀的对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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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、朱丽雅:教授,您好!在我们第一天上您的课时,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您的穿搭风格。这与我们见过的任何教授都大不相同。所以我们很好奇,这样穿搭是为了追求时尚潮流,还是有更深层的含义?
A1、高伟云:对我来说,时尚可以承载更深层的意义。它代表的是一种持续变化的可能性——不意味着你一定会改变,而是给出了一种可能,或者说“承诺”。我始终很喜欢“你会一点点改变自己”这个想法。
Q2、冷一诺:在您的课程设计中,我们将涵盖六个不同的课程主题,比如从"中国制造"到"中国创造",以及中国视觉文化等等。是什么启发了您为我们的课程选择这六个主题?
A2、高伟云:我的研究重点一直是文化的社会意义,我认为这非常有意义。
所以这次我特意选择了这些主题。我认为视觉文化尤为重要,也希望尽量涵盖当前社会的议题,比如人工智能、平台经济等;此外,也纳入了民间音乐、电影文化等更具传统性的内容。同时我也努力把它们跟我们自身联系起来,不只是聚焦于文字本身——不仅仅是音乐、意象和歌词,还要关注背后那些创意劳动。我一直在思考,要怎样才能真正发挥创造力。
对我来说,这不仅是看待中国的视角,更是观察中国如何变化、如何与世界互动,以及世界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重要方式。
Q3、达励恩:特别是关于“中国制造”,这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刻板印象。
A3、高伟云:现如今,这种刻板印象已被慢慢改观,比如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大举发力,向全世界证明: 比亚迪和蔚来等国产汽车又好又便宜!所以,我觉得这正是一个前沿阵地。再比如,TikTok的爆火也说明中国的平台其实也能真正走向全球化。
Q3、达励恩:学习中国流行文化对于全面理解中国文化至关重要,尤其是对于汉学研究者而言,传统经典固然是根基,但对当代文化现象的把握同样不可或缺。您认为,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应当建立起怎样的联系?
A3、高伟云:第一,我非常关注中国当代文化,我觉得要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文化,首先要理解全球化的过程和国际政治关系。但归根结底,这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兴趣所在。第二,我觉得传统依然非常重要,比如用来反驳西方思想家——人们不应该用西方哲学家的理论来理解中国,我很希望能多一些机会,用中国哲学家的观点来看待问题。无论是古代的哲学家还是当代的哲学家。在我看来,这方面可以有很多的碰撞。
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,了解中国传统和历史首先要明确:历史是多元而非单一的,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历史值得去探索。尤其是当代中国,更是多元化的。
Q4、朱丽雅:您刚刚提到“当代中国是多元化的”,这让我想起您在著作《中国元素庆典与论辩——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1世纪场所、文化与身份想象》中讨论过的“中国元素”。能否请您具体谈谈:21世纪以来,中国元素或符号发生了哪些变化?
A4、高伟云:“中国元素”有许多不同的符号。一方面是传统元素,如书法、汉字、帝王、红色、灯笼、儒释道等,这些仍然很流行。另一方面,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,高科技创新在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,比如平台、人脸识别、人工智能、高铁、机场、无人驾驶汽车等,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独特的智慧和力量。
Q5、达励恩:据我们所知,您在瓦赫宁根大学的前专业是林学,究竟是什么促使你从林学转向全球媒体专业?
A5、高伟云:高中毕业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,不想坐办公室,所以想成为一名“发展工作者”,去全球南方帮助发展项目,为此我去了巴基斯坦。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世界远比欧美更大、更多样。后来在大学里,我接触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·福柯(Michel Foucault)的思想,这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,并激发了我探究的渴望以及促使我后续要去中国看看。福柯的思想是我喜欢的哲学框架,之后我转向传播学和文化研究,并认识了当代文化研究之父、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·霍尔(Stuart Hall)。对我来说,这种“转向”是多种因素造成的,虽然看起来跨度很大,但对我来说,这些经历最终汇聚在一起,形成了连贯的逻辑。
关于福柯,他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,尤其在当前这种局势下。他说:“我不是说一切都是坏的,而是说,一切都是危险的。” 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坏的,但所有东西都值得怀疑,因为它们都可能成为权力运作的工具。正因如此,我们必须保持批判,在不确定性中不断重构自我与社会。不要把现状当作自然,而要警惕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规则、知识与身份。“危险”不是消极的,而是批判与自由的起点。这意味着我们总得做点什么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真的很可怕、很危险。但如果我们都觉得“这太坏了”,那就真的会陷入瘫痪。但如果你觉得这些危险的发展正在发生,那你就总能找到事可做。
Q6、朱丽雅:所以,在您看来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?
A6、高伟云:是的,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。这也是我喜欢的立场。看待中国时,A视角和B视角之间,总是存在不同的可能性,没有必要总是只站一边。通常,从两面思考会更有成效。在与国际政治有关的话题中,我也常这样处理。
Q7、朱丽雅:当我们遇到已有偏见时该如何避免或应对呢
?A7、高伟云:这确实是个难题,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国文化的复杂性,应该始终努力给出复杂的图景,而非简单的叙述。
Q8、冷一诺:当下以模仿学习为基础的AI风靡全球,您认为会对文化传播产生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呢?
A8、高伟云:我不确定我是否变老了,但说实话,我对AI制作的内容越来越不感冒了。如果我刷短视频,最后看到一条提示——“这是专为你打造的AI内容”,我会很不高兴的。对我来说,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娱乐——我只想看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。我们渴望看到真实、短小精悍的作品。全都由AI生成的短视频特别空洞而且越来越千篇一律。你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平庸的、毫无个性的图像,简直就是在歌颂一种“平均化”的状态。这一点让我很难接受,就和我现在偶尔读到的那些用AI生成的文字一样——它们的英文语法完美无瑕,却空洞得令人发指。里面几乎没什么思考,完全缺乏个人特色。所以,老实说,我对AI目前对文化创作的影响并不太乐观。当然,我也明白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,不能视而不见。
对于年轻学生如何平衡AI的使用,我的想法是:可以将AI作为一个激发灵感的伙伴。比如,可以让AI解释关于“创造力”有哪些研究方法。之后,你应该自己动手去查阅文献。因为搜索文献的过程就是在做研究,能让你了解整个领域。我认为AI只能在创意构思初期起到启发作用。不要用AI写作,也不要让AI编辑你的文本。我主张对AI采取相当严格的使用方式。当然,对于转录访谈这类枯燥任务,AI可以帮忙,但你需要检查其准确性。
Q9、朱丽雅:通过您之前的回答,我们对您的创新性思维和深厚的学术底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,同时我们必须说,这种创新思维方式对我们未来的汉学研究者很重要。请问,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?
A9、高伟云:对我而言,最重要的是保持好奇心。比如对他人的文章保持好奇、对不同的观点保持好奇,不要进入固步自封的状态。去不同的地方旅行,不断尝试不同的体验······我认为好奇心和开放性同样重要,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。
Q10、冷一诺:最后,我想向您请教一个相对宏观的问题。如今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互动正变得越来越频繁。然而,我们在彼此交流时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文化差异。那么您有什么建议,能更好地向外界展示中国当代流行文化吗?
A10、高伟云:我真正想探讨的是,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呈现中国?我认为首要任务是正视并展示多样性。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眼中的中国都是不一样的。中国,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面孔,而是由无数故事与视角构成的“立体中国”。展示这种多元的面貌,才是增进理解的第一步。
在这条路上,我们需要保持开放与好奇,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,而非急于评判;唯有通过不同故事的碰撞与交织,才能让文化符号超越猎奇的标签,实现一种无需刻意解释的、真正的“流通”。
记者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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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带一路研究院)“世界汉学与中国学国际人才实验班”24级留学生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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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带一路研究院)“世界汉学与中国学国际人才实验班”25级中国本科生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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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教师: 王富丽
出品:汉学融媒